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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社會民族習慣法理念研究
作者:滕建杰 來源:互聯網 日期:2014-06-11 閱讀:3862

中國是苗族的發源地和主要的居住國, 全世界現有苗族人口近1000萬人, 其中中國有750多萬, 56個民族中人口數居第五位。散居于長江以南為中心的七個省()70多個縣、市。苗族的歷史源遠流長, 較多的歷史學家主張,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 我國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一帶生活著三個最強大的部落聯盟——黃帝、炎帝、蚩尤, 黃帝和炎帝為今天漢族的祖先, 而蚩尤則是現在苗族的先民。這三個部落在開拓疆土時相互發生了大規模的部落戰爭。后來,炎、黃兩個部落攜手聯合, 最終在涿鹿打敗了以蚩尤為首的九黎部落。而九黎殘軍的大部分南下進入江漢流域, 建立了三苗部落。當“三苗”被堯舜為首的北方華夏民族戰敗后,方化為“北三苗”、“竄三苗”, 俗稱其為“三苗集團”。其一部分與華夏部族融合, 另一部分則又融入“南蠻集團”。戰國時期, 秦楚爭奪武陵郡, 大量苗族被迫再向西、西南流徙。明清時期, 統治王朝因苗民起義或“改土歸流”的需要, 而對苗族實行大規模鎮壓, 致使湘西和黔東南的苗族逃入四川和兩廣, 而黔川兩地的苗族則流向云南, 向東南亞半島的越南、老撾、泰國等國遷移。在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所罕見的大規模遷徙中, 苗族一直遭到統治階級殘酷鎮壓和屠殺, 為了民族的生存, 他們被迫一次次背井離鄉, 流離失所, 最后散居在我國西南地區的崇山峻嶺之中。直到新中國的建立, 苗族才融入民族大團結的家庭。

一、苗族社會習慣法的基本特性
   
苗族是一個“法文化”十分豐富的民族。[1](P189)以國家制定法或者官方正式法作為參照系, 苗族的習慣法并非國家性的社會性規范, 生成于民間(下層苗民中間) , 民族的習慣法的合法性都來自中下層苗民的認同, 而非上層土司賦予或啟動立法的程序, 它的運行依賴于整個民族的社會文化的支持, 主要靠道德規范約束、自律手段來保障實施。苗族的習慣法都以權利、義務方式確定苗民之間的社會關系, 并以此調整和解決苗族社會沖突。但是, 由于苗族的不斷遷徙和特殊的地域及特殊價值取向的社會關系, 苗族的習慣法更接近民族慣例, 甚至本身就是民族傳統的一部分。苗族的族規更多表現為民族禁忌。
  自元代開始, 相當多的苗族分布區進入土司統治時期。如湘西、黔東南的“土司制度”中的“土司”, 則從上層世俗權勢的角度代表著整個區域的苗民利益, 從而也統治著該區域的苗民, 而統治的手段是用該區域民族的習慣法的規范功能,“土司”實際上是承擔著本地區“苗王”、“族長”的角色。苗族基層社會則普遍存在著“鄉老”制, 各村寨內部, “不論人口多寡, 皆立鄉老” (清乾隆《鎮雄州志》卷三) 。“鄉老”通常由年高望重的男子擔任, 每年通過“叢會”或“吃叢”推舉產生(也有自然產生者) 。凡村寨內部有偷盜, 糾紛, 訴訟, 都有“鄉老”按習慣法進行判決。苗族的習慣法(苗語稱為“商敘商敘構”, 即“古代議定的規約”) 的初步形成, 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 以口傳的方式(史料表明: 苗族曾經有文字, 但在遷徙中失傳) 潛移默化的完成對本民族的心理素質(包括本民族的習慣法) 的繼承, 從而在廣大的苗民中形成普遍遵守的社會法律行為規范。
   
德國著名法學家歷史法學派代表薩維尼認為, 法并不是立法者創造的, 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的體現。他認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 法律就已經具有了某個民族都固有的特征……他們不過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某個民族所獨有的才能和取向, 它們只是特定屬性的表象,[2](P92-93)苗族的習慣法的產生和發展也不例外。正如孟德斯鳩在他的著作《波斯人信札》、《羅馬興衰原因論》和《論法的精神》中, 應用了許多民族學的材料, 認為一切社會現象的產生都有它的客觀必然性, 世界各民族間的一切現象, 雖說千差萬別, 十分別致, 但全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產物, 全有規律可循[3](P10)一樣, 這些民族習慣法(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民族禁忌) 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千年中國大漢族在治國安邦過程中所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以及當時惡劣的地理環境, 使苗族苗民對現實的抗爭的失敗(其實在歷史上, 黔東南銅仁地區, 湘西等苗民為反抗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 曾多次爆發過民族起義), 對大自然變化無常的無助和無奈, 對命運抗爭的挫折在苗民心中的陰影, 使習慣法的多重性在苗族歷史上發展過程中得以表現。要指出的是, 雖然苗族的上層階級曾企圖制訂完整的成文法, 但是, 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在戰亂頻繁的社會進程中, 苗族沒有長時間穩定發展的機會, 總是在不斷的受到沖擊而不停的遷徙和流動, 沒有一個安定的休生養息的社會環境), 這種嘗試都沒有成功, 習慣法的只字片語記載只有散落在一些苗族民間文學(如銅仁地區的“儺戲”) 和巫師祭典中。這樣, 苗族的習慣法的淵源中難免帶著歷史連續性的缺陷, 而這一斷層使苗族的習慣法略顯內容上的殘缺, 但是, 我們并不能因這一殘缺而否定苗族習慣法的研究價值和其在中華法系的地位, 相反, 只有放棄狹隘的民族觀念去深入細致的理解苗族社會習慣法的內在聯系, 才能更好的促進我國法學的發展, 為我國法學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創造切入點。

二、苗族生活習慣的法律體現
   
民法作為階級社會的統治功能的本質屬性, 也調整著苗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給苗族社會性的政治經濟文化打上了深刻的階級烙印。
   
頻繁的遷徙給苗族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不僅極大地妨礙了生產力的提高, 使苗族經濟長期停留在原始落后的狀態, 而且還造成苗族居住區的極端分散和各支系間的長期隔絕, 由此引起苗族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無法形成統一的政治力量以及統一的民族語言文字, 甚至因方言差距過大彼此無法通話, 反過來又影響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繁榮和發展。但是, 作為民族的特征之一的民族心理素質, 在民族發展過程中是不會發生根本變化。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 苗族在其內部相對穩定的社會小環境里, 形成了深厚的文化沉淀和濃淳的精神底蘊, 培育了博大精深的民法文化, 產生了私權神圣、人格平等、意識自治等民法基本理念。“民法作為反映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客觀需要的法律, 是交易活動的基本規則。”[4](P4)苗族社會依然依靠著民法精神作為一種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民法是調整人們的最基本的法律制度, 且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法律規范, 處處體現在苗族同胞的經濟活動和日常行為中。

苗族以個體家庭組成一個生產單位,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是苗族社會的特點。苗族地區商業極不發達, 沒 有本民族的經濟市場, 更無專業商人。并不像漢族“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周禮·考工記·匠人》)那樣有著“天下熙熙, 皆為利來。天下攘攘, 皆為利往”的繁榮的經濟市場, 更談不上“富商大賈, 周流天下”的景象[5](P12-13), 但是, 并不是說簡單的物質交易就不存在一定的交易規則, 相反, 苗族苗民由于地理環境惡劣, 物資匱乏, 本民族內部交易還是很頻繁的。從遠古社會遺傳下來的以“指語”作為交易還價規則的習慣仍然在湘西、黔東南廣大地區通用。尤其是每逢趕場(也稱趕墟、趕集等) 時在牲畜交易市場, 買賣雙方有交易的意思時, 一方把手放在另一方衣服的口袋里(意味著天知地知, 如違背此誓, 必遭天譴, 另外還可以防止旁邊的第三者插手抬價和壓價) , 雙方用代表著不同的數額手指頭在衣袋里比劃著還價一番, 然后找一個雙方都認識的中間人作保, 約好還錢的日期, 雙方恪守交易習慣(在誠信危機的當今社會, 苗民恪守個人信用的優良品德, 有著提倡學習的重要意義)。這種以信任為基礎的口頭合同(契約)的訂立, 看似簡單的交易卻反映苗族社會蘊藏著樸素民法精神, 體現著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民法精神, 在苗族社會的多個方面產生著影響。苗族的這些具有特色的民法思想, 很能反應有的學者提出我國應體現權利本位與社會本位相結合, 以權利本位為主, 社會本位為輔的立法思想[6](P38), 不僅說明了苗族社會豐富的法制內涵, 還可以說明在某個相同的社會時代里, 苗族的民法精神的萌芽可能早于其他兄弟民族, 只不過沒有學者深入苗族社會進行研究罷了。苗族社會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民法作為最根本的法律, 調整著苗民的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包括人身權、財產權、債權、繼承權等涉及到民法內容的方方面面。深入苗族社會的民法研究, 以苗族社會所特有的人身權、財產權、債權、繼承權等社會法律現象為具體法學研究對象, 可以極大的豐富中華法系的民法內容, 為我們指明了新的法學研究道路, 同時, 也為我們探索苗族社會的本質本來面貌開辟新的思維方式“質本潔來還潔去”, 這對澄清我們對苗族的歷史誤會, 化解民族利益糾紛, 促進我國民族大團結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苗族婚姻制度的法律體現
   
要想充分了解苗族的婚姻習慣, 就要以尊重契約自由和遵循習慣法為原則, 突破傳統婚姻法理論, 將婚姻法學、社會學及經濟學的某些原理結合在一起, 系統的論述苗族婚姻法的社會價值, 提出對其進行習慣法改制的部分設想, 這樣才能了解歷史上苗族社會婚姻制度。隨著經濟的發展, 苗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夫妻之間的財產結構變得更為復雜。在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下, 苗族同樣也受到不同于本民族的意識形態不斷的沖擊, 但是苗民重義輕利的傳統思想和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質, 使得苗族婚姻作為一個民族特征依然保持著相對的穩定(主要體現在苗族很低的離婚率) 。苗族的婚姻習俗迥然不同于漢族, 也不同于其它少數民族, 研究苗族的婚姻習俗的發源及其具體表現形式, 完全有助于豐富中化法系的精神內涵, 也是研究中華民族法文化及倫理道德的主要佐證。
   
苗族一般是一夫一妻小家庭, 男性長者為家長, 弟兄長大結婚后可分家, 父母年老由兒子供養。婚姻由父母包辦和自由戀愛兩種形式。包辦婚姻, 通常女大男小, 一般在姑娘有幾歲時由男方父母送與幼女一套衣裙等即為議訂終身, 此種情況, 雙方多有親戚關系, 待姑娘長大正式結婚。戀愛自由, 婚姻自主, 各地苗族所采用的形式不一。苗族有“批若”(類似公房) 、“姑娘房”、“逛花房”、“踩月亮”、“游方”和“搖馬郎”等各種不同類型的自由戀愛形式。無論何種形式, 青年男女一般都通過對唱山歌選擇配偶。清乾隆《鎮雄州志》卷三對苗族擇配對偶有這樣的記載: “苗類, 鎮雄四境皆有。……婚姻不先媒約, 每于歲正, 擇地樹芭蕉一棟,集群少, 吹蘆笙, 月下婆娑歌舞, 各擇所配, 名曰扎山。兩意諧和, 男女歸告父母, 始通媒焉”。湘西苗族青年男女利用一年一度的“三月三”對唱山歌選擇配偶至今還十分流行, 已故著名文學家、湘西鳳凰縣的沈從文先生在很多散文游記中對湘西的婚俗均有描寫。
   
苗族結婚形式除通常所流行的男家迎娶、女家陪送之外, 差不多和漢族的婚姻習俗一樣, 但是苗族“花苗”、“紅苗”、“白苗”、“黑苗”等苗族支系中, 不同程度的有搶婚習俗。搶婚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在男女雙方自愿上的搶婚; 另一種是當男方看中某一姑娘時, 不管是否愿意, 便強行搶劫; 苗族結婚后離婚者不多。偶有離婚者, 手續極其簡便。離婚雙方在女家村寨和男家村寨的路途之間“喝酒發誓”,以示從此不相來往; 或雙方各請一“鄉老”作證即可。苗族有姑舅表優先婚和轉房習俗。寡婦受到社會同情, 并可改嫁和繼承夫家財產。
    
苗族的以上幾個方面婚姻習俗觀念的形成, 既有歷史苗族自身上民族心理素質潛移默化影響以及民族傳統文化繼承等多方原因, 又是有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長期對苗族執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因此, 要使苗族婚姻習俗中的陋習得到全面的清除, 對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尤其是基層政權的立法策略和執法技巧來說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政治任務。
   
苗族的婚姻制度的演變, 充分地反映了苗族人民的民族心理素質和區別漢族以及其它不同民族的特征。增強了家庭的親情紐帶和人們的傳統家庭觀念。這種類似以父母親等長輩親屬干涉子女的婚姻大事為表征的婚俗, 實際上是對我國的婚姻法律制度的有益補充。至于苗族婚俗中的有違婚姻法律精神原則的陋習, 可以采取多種形式的行政立法手段, 因勢利導地教導苗族人民更新觀念, 樹立社會主義嶄新婚姻觀和倫理道德觀念, 使苗族婚俗得到根本改變。
   
澳大利亞著名的人類學家格迪斯(W.R.Geddes)曾在《山地移民》(MigrantoftheMountain)一書中嘆息道: “世界上有兩個苦難深重而又頑強不屈的民族, 他們就是中國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族”。苗族以其獨具特色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 必定給苗族法學增添無盡的素材, 苗族法學研究及其成果有助于中華法學體系的豐富與深化, 而中華法學的豐富理論又為苗族法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價值取向。中華法學和苗族法學之間的相輔相成和互為兼容的互動關系, 將為中華站在理性的高度“自己認識自己”提供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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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滕建杰(1971-),男,苗族,湖南麻陽人,湘潭大學法學院碩士生,從事刑事法學、民族法學方面的研究。洪細根(1974-),男,江西南城人,湘潭大學法學院碩士生,從事刑事法學方面的研究。
來源:《懷化學院學報》2007年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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